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，在民刑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况下，很可能出现二者认定的事实不一致，甚至相互矛盾的状况，从而出现不一致的民刑判决。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据制度在举证责任、证明标准等问题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。总体来看，刑事判决的效力要高于民事判决，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对刑事判决不产生影响；反过来说，刑事判决的内容对民事判决却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从举证责任上看，刑事诉讼由控方负举证责任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为公诉案件，由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），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负举证责任的主体存在根本差别。从证明标准上看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“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“明显证据优势”，显然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民事诉讼要高，这也是由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决定的。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不能直接在刑事判决中作为定案的根据，应根据刑事证明标准予以重新认定。因此，在民刑判决对同一法律事实做出不同认定时，应以刑事判决为准。

  民事判决生效之后才发现当事人有犯罪嫌疑进而展开追诉的，由于刑事判决并不以在先的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作为依据，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和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不一致时，可通过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，使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结果相协调。

  附相关判例：

  判例一：[1]

  2008年6月29日，李绍国将69800元汇入杨绍洪的账户。后李绍国要求杨绍洪返还该款，杨绍洪于2008年7月3日将19000元汇入李绍国的银行账户，余款50800元未予归还。李绍国遂起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，要求退还50800元并赔偿资金占有损失。

 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李绍国误将69800元汇入杨绍洪账户，杨绍洪构成不当得利，遂于2009年6月3日判决杨绍洪返还李绍国50800元，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。

  2010年6月4日，杨绍洪申请再审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查明，2010年5月19日，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0）沙法刑初字第31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2008年3月至12月期间，杨绍洪组织传销活动，发展李绍国等人为下线人员。李绍国被骗，并于2008年6月29日将69800元汇入杨绍洪账户。杨绍洪按其传销活动规定返利，并于2008年7月3日将19000元汇入李绍国的银行账户。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决杨绍洪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5万元，并责令退赔李绍国经济损失50800元。杨绍国已经在该刑事判决后退还了李绍国50800元。

 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，杨绍洪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骗李绍国投资，杨绍洪收取的投资款系刑事犯罪所得赃款，已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（2010）沙法刑初字第316号刑事判决退赔，不属于民事活动中的不当得利。李绍国按民事债权请求杨绍洪返还款项所依据的事实，缺乏证据，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立，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，应予驳回。刑事判决改变了本案原审民事判决的性质，应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。遂于2011年3月6日作出终审判决：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（2009）津法民初字第1700号判决；驳回李绍国的诉讼请求。

  判例二：[2]

  2010年11月10日凌晨零时许，被告人颜某酒后驾驶轿车回家途中与被害人关某发生碰撞，造成车辆损坏、关某受重伤的重大交通事故。肇事后，被告人关某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指使黄某（另案处理）现场顶替肇事责任，为其作伪证。此后，被害人关某提起了民事诉讼，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认定，由于被告人颜某找人顶替，导致交警部门没有对颜某做酒精测试，故而由颜某承担证据灭失的责任，认定颜某系酒后驾驶，承担全部责任。此后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颜某以交通肇事罪提起了刑事诉讼。

  由于民事诉讼实行“明显证据优势”的证明标准，故法院通过“证明妨碍”制度所做的事实推定尽管作为一种假设，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和不周延性，但仍然可以作为案件事实来认定。而刑事诉讼要求的证明标准较之民事诉讼更为严格，要达到“犯罪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、充分”之程度，故推定在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上受到严格限制。因此，在刑事判决中将民事判决中认定的“酒后驾驶”直接作为犯罪事实引用是不适当的。